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

契合，意为两相符合。不同事物的契合性就是一种先在的共同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受益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既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也奠定了双方的结合点。“结合”是主体间的一种相互接受行为。“契合”是逻辑前提，“结合”是逻辑进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众多契合点，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两者在宇宙观上具有契合性：都具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论语》中没有“创世纪”的观念和关于“一神教”的启示，后世儒家更不乏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师，无神论汇成了中国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以一种彻底的反宗教、反神学的理论面貌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上，而且还以其科学无神论为武器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本质。这两种文化都反对采取超人间的力量去改造社会，主张重视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

第二，两者在实践观上具有契合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重实践、拒玄虚也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孔子到荀子、王充、王阳明，再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无不重视实践、实行、实效，他们在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上，颇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合之处。当然，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这是超越儒学的地方。

第三，两者在辩证思维方式上具有契合性。美国学者斯塔尔认为，辩证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比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影响广泛而深刻，古希腊的辩证思想“没等到牢固地扎根就被抛弃了”，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辩证法才获得了重生。相反，辩证思维的逻辑在中国哲学中一直延续至今。斯塔尔写道：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和扬弃。

第四，两者在天下观和历史观上具有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认为人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乃至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人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儒家强调国家的根本是人民，政治制度、君主专制相对于民本都是次要的；儒学认为历史阶段的发展在于“势”（必然性），而不在于“圣人意”（绝对精神），历史的进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夫之曾用“理势合一”的命题阐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杰出见解。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认为，王夫之“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第五，两者在道德观上具有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一方面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用人的社会属性来规范自然属性才能达到人性的完善。儒家一方面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另一方面却主张“为善去恶”来完善人性。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去满足个人私欲，主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适应，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六，两者在社会观上具有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反对超验的宗教信仰，都主张在社会生活和实践经验上的“革故鼎新”，认为超越不是对人间的超越，而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未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社会的向往；两者都认为理想境界就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完美统一，是物质财富充裕和道德境界高尚的统一。这种未来社会只有通过现实人的世代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儒家的“大同”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高度契合性。

由契合到亲和，再到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这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和逻辑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这一前提下，两者才有可能进入相互“结合”的逻辑进程，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鉴于民主革命时期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经验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即必须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之具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只有如此才能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通过“第一个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充分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进程。“第二个结合”的成就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而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能体现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由“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进程并未结束。因此，要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总结“第二个结合”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最大功用。

“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治国理政和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脉传承不曾中断的文明古国，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座思想宝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源源不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智慧和方案。

“第二个结合”奠定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石。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它既是一种凝聚着历史自信的恒久力量，又是一种携同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信念合力，只有不断加固“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在“不忘本来”的同时，还要注重“吸收外来”，在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同时，充分利用全人类创造的文明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服务。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中国特色”之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式现代化……无不标注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蕴含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意味着“第二个结合”可以纠正一些文化认识上的偏差，打破一些思想上的禁锢，使“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进程不断向前延伸——“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